太监在古代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们是皇宫中的仆人，负责照料皇帝及后宫。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宦官干政的例子，尤其在明朝时期。但在清朝200多年的统治中，宦官干政的情况非常少见，主要得益于清朝的祖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干政”。
尽管如此，清朝初期还是曾一度出现过宦官掌权的苗头。其中最著名的宦官是吴良辅，他是顺治皇帝的亲信。顺治早期多尔衮摄政，顺治并未掌握实权，生活也相当艰辛。而吴良辅，在这一时期，成为了顺治的精神支柱和重要的外交桥梁，甚至连孝庄太皇太后都认为顺治与吴良辅之间的关系过于亲密。
直到多尔衮去世，顺治才真正开始掌握权力，而吴良辅也因受到顺治的宠信，逐渐掌握了大量权力，影响力一时无二。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采纳了吴良辅的建议，将原来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改成了模仿明朝的“内府24衙门”，将内务府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出现了内监与外官勾结的现象。为了避免宦官权力过大，顺治下令立下铁牌，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干政”，并将这块铁牌放在交泰殿前。
展开剩余69%然而，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吴良辅与外臣勾结的事件暴露，顺治违背了自己的禁令，企图掩盖此事，甚至在临终时让吴良辅剃发出家，以免他遭受死罪。尽管如此，康熙元年（1662年），孝庄太皇太后还是以“违背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为由，将吴良辅处死。
如果下一代天子仍然继续宠幸权力过大的宦官，交泰殿前的铁牌就可能被撕掉，就像朱祁镇在明朝时期曾撤下祖制铁牌一样。为了防止宦官干政的现象出现，清朝的制度设定更加严格，康熙帝在继位后，不仅恢复了内阁制度，还没有将“朱批权”和“用印权”交给宦官，而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使得清朝的皇帝，尤其是康熙帝，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几乎等于做了三个部门的工作，因此清朝的皇帝不可能是懒政的。
但由于“朱批权”和“用印权”未交给宦官，原本掌握这些权力的司礼监秉笔宦官和掌印宦官职位也被取消了，太监自然就无法再控制政权了。康熙不仅意识到宦官不能干政，还深知后宫也不能干政。他特别注重皇嗣的教育，避免让皇子由亲生母亲抚养，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后宫干政和外戚专权的问题。尽管如此，制度再完善，历史中偶尔的变动还是难以避免。
这种变动出现在咸丰年间。咸丰皇帝勤于政务，广开言路，尽管他有心有力想有所作为，但命运却让他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在大变局时期没有取得太多成就。咸丰临终时，他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他只生了一个年幼的儿子，而且他一度依赖的权臣肃顺也极为强势。咸丰在去世前，作了一些改变，试图通过扶持慈安和慈禧来安排死后的政务，使得慈禧最终主导了清朝的政治。
咸丰临终时，强烈反对其弟奕訢掌权，最终形成了“辅政八大臣”的局面，将最后的决策权交给了慈安和慈禧。这两个印章——“御赏”和“同道堂”，象征着把“朱批权”和“用印权”交给了后宫。从此，慈禧在后宫的权力逐步增强，最终通过权力斗争，成功掌握了清朝的政权，并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
然而，由于慈禧过度宠幸宦官，以为他们能作为自己的鹰犬，最终导致了“宦官干政”的现象。虽然沈葆桢通过击杀安德海，削弱了宦官的权力，但宦官干政的局面却没有彻底消除。
总的来说，清朝从制度上规避了宦官干政的风险，但历史的波动和权力斗争依然让宦官的干政现象出现在咸丰和慈禧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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